四十乃男人大惑之年。

　　四十岁的男人刚到四十岁的时候最怕人说的，是他已经到了四十岁。俗话说“四十的男人一朵花”，四十岁的男人，按照女人们的想法，应该已是一朵花了，所以男人一到四十岁还不是花，就只有终生给妇人做绿叶、做陪衬的份了；那跟三陪似的，要从青年一直陪到老年。女人的眼光组成社会的观念，使劲地往该是鲜花的那个角度观看，就必须是花；哪怕只是含苞待放的花骨朵儿，但绝不能没有开花的迹象，绝不能只长叶子不开花，绝不能跟松树似的全身只有绿叶，哦，不，连松树还到四十开花，还产生松果。

　　四十岁的男人之所以活得开始沉重，就是因为本为阳性却被女人及女人的社会眼光逼着开花，逼着像濮存昕那样，既佩带手机、呼机还要拎着商务通，还要口含“盖中盖”不停地补钙，还要在银幕上公开洗澡，还要十分频繁地与各类女人来来往往，而且一样都不能少；少了就只是叶子不是花了，就只有当“三陪”了。

　　四十岁的男人是刚过午的太阳，是爬得最高、发最耀眼的光、而且马上就要往下掉——的太阳。

　　四十岁的男子的太阳，要悬挂于高天的顶棚，要使劲在那里硬撑着，要发挥最大的能量，要给人间万物播下最强的光辉，要付出最大的金色的能量。要无私，因为只有它才能给万物以午间的光华；要无畏，因为它被独自悬于最高最险之处；要小心谨慎，因为它的耀眼会招致没它那么明亮的、早间晚间的太阳和世间一切不如它明亮的存在的嫉恨。

　　四十岁的男人虽在精力上最旺盛，虽在人气上如日中天，却活得最累，活得最不由自主，活得最不是给自己活，活得最腰痛背酸，就是因为他们是正午十二时的太阳，就是因为他们除了燃烧自己，除了给别人带来光辉，除了承担起最高、最险、最需卖力的活计别无选择。

　　谁让他们要当“人过四十天过午”的太阳；

　　谁让他们既被女权主义者篡夺了实际却实际上是承重墙式的栋梁；

　　谁让他们已爬到了最应风流最应倜傥的人生高处；

　　谁让他们已经看到了四十以后的命运——往下滑呢？

　　四十岁的男人颇像已经顺着杆子爬到了最高处的猴子，已经无处可爬，已经开始要往下栽了；

　　四十岁的男人如在百米跑道上冲出了50米的健将，已经开始感到了达到极点后的体力不支；

　　四十岁的男人的前头是——五十岁；是午后的乏力，是向光线不足的午后和将会完全黑暗的夜晚的——迈进；是向老年、向死亡的末日、向零的最原始状态的靠拢。

　　只有四十岁的人才能看到五十岁的临近；

　　只有爬到最顶点的太阳才知道何为跌落。

　　只有人活到最风光最辉煌最年富力强，最不可一世的时候，才知道何为风光后的失意，何为辉煌后的黯淡，何为身心的力不从心，何为世道的衰落，何为群芳烂漫后的荒草凄凄，何为商务通、手机、BP机、洗澡和来来往往嘈杂之后的寂寞，何为众望所归、众星捧月、如日中天后的——没劲。

　　四十岁的男人如拖着重负在阳光大道上爬得最累、最惨的驴，它们不仅没有四十岁以前少年的如奔马一样的轻松，也不允许有五十多岁以后如骆驼般步履的蹒跚，它们就是驴，是没有自由的、拖着由社会责任、家庭责任、生命责任等一大堆重负在最陡、最险、最高的山坡上使足了吃奶的劲一步步玩命爬着的——大耳朵驴。四十岁的男人最怕人们不叫他们经理，不叫他们父亲，不叫他们丈夫，不叫他们处长、党支书或村长，因为倘若在四十岁的年龄段落中还当不上经理、父亲、丈夫、处长、党支部书记或村长的话，他们可能终生再也当不上经理、父亲、丈夫、处长、党支部书记或村长了。但殊不知，人们正是通过管他们叫经理、父亲、丈夫、处长、党支部书记或村长的残忍之手段往他们已经十分沉重的包袱上加压，变本加厉地加压，并给与他们种种无法实现的期待。

　　人们想从他们身上看到的只是高悬于空中的日头，只是濮存昕式四十岁男人台上台下的风光，只是如企鹅样被缠在西装中的风度，只是牛掰，只是辉煌，而却偏偏没看到他们背后或他们眼前的下滑和无奈：那是向午后的夕阳下滑的无奈，是向衰老和黑暗下滑的无奈，是达到颠峰后向陡坡下滑的无奈，是大红大紫后向落英缤纷的下滑和无奈……，是随之以后的如狗尾巴花朵和大耳朵驴似的四十岁男人无可奈何的退出历史舞台，和已经等得不耐烦的跃跃欲试的新人类和新新人类们的粉墨登场。

　　是阳光的不再灿烂；

　　是午后的昏暗；

　　和，夜幕的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