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题起诗来：“他年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宋江醉后题的这首“反诗”，无疑是他内心思想的真实流露，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酒后吐真言。”
酒，作为一种麻醉品，它可抑制人的某些大脑神经，喝得稍多一点，便容易使人的言谈失去克制，话越说越多，越说越随便，一些久埋在心底的话，此刻也可脱口而出。说酒话时，可能语无伦次，但多为真言。即使“多诈”的曹孟德，在与刘备两人青梅煮酒论英雄时，喝着喝着，也终于喝出“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的真言来了。酒，确能使人言平素之所未言，在醉得可以的时候，慢慢敞开心扉，吐露最隐蔽的心曲，真情毕现。
俗话说：“言多必失。”酒喝多了，话说多了，难免酒后失言，冲撞他人，或被视为“犯上作乱。”在封建专制时代，因酒后讲了真话，最后惹来祸水的，可谓屡见不鲜。南宋时期的陈亮，才华横溢，蜚声词坛，只因一日与人饮酒，醉中骊为大言，颇犯上，被人告到刑部，竟被打得体无完肤。唐朝的刘文静，当年曾与李世民一起打过江山，有殊勋，唐初时当了刑部尚书。由于他平时对任尚书左仆射的裴寂不满，一次与其胞弟饮酒之中，趁着酒兴，大发怨言，甚至拨出佩刀直砍房柱，说：“当斩寂”这话竟被他的一个失宠之妾告发，最后兄弟二人落得个身首异处。
正因为这样，有人对饮酒显得特别的谨慎，甚至下决心戒酒。春和时期的政治家、齐桓公的上卿管仲，说过一句有名的话：“湛于乐者洽于忧，厚于味者薄于行。”有一次齐桓问他为什么不饮酒，他说：“我听说酒喝到肚子里，舌头就会失去控制，话就会多起来，话多了就会说错，说错了就会招来杀身之祸。”最后管仲说：“臣计，弃身不如弃酒。”
最可悲的说，“酒后吐真言”这一特殊的生理现象，在封建专制时代，被一些人用于政治上、军事上、外交上的图谋取。因为酒能醉人，几杯下肚，酒力使人层层卸甲，裸现真心，于是有人便专用酒为试探人心，刺探军情，作为“攻心”的法宝之一，曾经导演出许多令人心惊胆颤的活剧。
话说回来，虽然历史上有过因“酒后失言”，触犯了什么忌讳而获罪，但也大可不必提倡“弃身不如弃酒”。酒后吐真言，是醉酒的一种自然反应，这时人的思想和情感，也会脱离理性、礼教或利害得失之羁绊，自由自在地驰骋起来，使人平时不能公开表达的内心矛盾自我披露出来，显示出一个真实的灵魂，达到“返朴归真”的境界。西刘伶做过一篇《酒德颂》为醉酒大喝赞歌：“兀然而醉，豁尔而醒” ，“幕天席地，纵意所如”，“无思无虑，其乐陶陶。”“纵意所如”，便是说真话；“无思无虑，”就是没有任何顾忌，当今颇有声望的杂文家老烈也豪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做了一篇近于“游戏之作”的杂文《三杯过后》。他也说，饮了酒，精神亢奋，无法控制自己了思想感情、语言，一下子把肚子里的隐秘都抖了出来，总比不说真话，装模作样，口是心非要好。他抨击“假道学”，颂扬“真名士”，提倡“吐真言。”
然而，也必须记住，酒后未必都有“真言。”有的人灵魂倘有‘妖精’，此刻释放了来，反成祸害。所以，自然联想到鲁迅先生的一句名言：血管里流出来的便是血，水管里流出来的便是水。
有一位诗人珍视这样的“酒后真言”：像烧红了的火炭似的酒滴一经入喉之后，曲曲弯弯的肠子就渐渐伸直了，僵硬的面部肌肉也松弛了，整个灵魂随之光亮起来。话可能比较多，但常常有异彩，话里有诗，有奇妙的童话，有深刻的哲理。当然，也有像车轱辘一样不断重复的唠叨。但都很美，很可爱，因为真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