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滑
能否有偿卖浆和无偿献浆，两条腿走路？
因为转制谈判中的摩擦，有些血站出现短暂停业。“黔南州各家血浆站的采浆量都有下滑。”陈昌建说。
不少血液制品行业人士认为，无所顾忌采血浆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采浆行业逐步收紧、规范的监管政策，以及血浆站转制的微震，是引起下游血液制品产量的波动的主要原因。
最近，又有朋友来托陈昌建寻找人血白蛋白，这在市场上已是一支难求。即便是华兰的员工要用，也必须等待老总的签字，而每次只批两瓶。
血液制品“凝血八因子”也屡屡告急。没有凝血八因子，血友病患者只能在失血的痛苦中死去。
但是，在产量与安全间权衡，国家的政策显然侧重后者。在此基调下，“地方官员也怕出事，将血浆站推给企业，进可放手监管，退可减轻身上的压力。”一位卫生系统内部官员说。
“贵州省25个血浆站就是25颗定时炸弹。请大家多负些责，让我安稳退位。”贵州省卫生厅一位领导曾说。
而按照最新司法解释，从2008年9月23日起，非法采供血液可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今年3月1日施行的《单采血浆站管理办法》，更是对血浆站资格、采浆规范等方面做出新的严格要求。
采浆量下滑的另一层原因来自献浆员的流失：外出打工、计划生育、人口老龄化都是干扰献浆人数的重要因素。
为了稳定献浆队伍，华兰公司新增了优惠措施，譬如那些连续8个月献浆次数8次之上的人，若家里孩子考上本科院校，则一个人可以领到一次性补助1000元。但收效仍不明显。
武汉市血液中心成分科主任陈涵薇曾与相关部门探讨过采浆量的问题，“当时有位湖北省卫生厅的官员说希望单采血浆可以‘两条腿走路’”。其中一条腿是有偿卖浆，在每次支付的营养费之外，政府再多拿30-40元给他们办一个医疗保险，提高农民的献浆积极性。另一条腿是像献血一样无偿献浆，每参与一次，将来就可免费用血。
当然，“‘两条腿’的设想还只是一种期待，并没有推行的迹象。”陈涵薇说。现在的体制依然是：献血义务，献浆有偿。
安全
转制结束并非安全问题一劳永逸地解决。
在惠水血浆站成为华兰公司的生产车间后，“管理模式并未发生太多改变，”陈昌建说，“就像原来一样，耗材和试剂是公司配的，我们计件生产。”
但对于血浆站来讲，改制之后就无所谓“利润”二字。“转制政策的初衷是，将政府还原为监管角色。卫生部、省卫生厅和县卫生局都会对血浆站定期或不定期的进行抽查。”李东风说。
但转制是否最终能提高血液制品的安全性，如今仍有争议。
武汉中南医院的医生桂希恩就持否定意见。桂希恩在1999年发现河南省的艾滋病疫情后，曾对血浆站做过调查。“血是神圣的，也是干净的，如果把血和企业利益放在一起一定有问题。”他坚持献血、献浆都应全部改为义务行为。
但在惠水，血浆站的历任站长都认为：虽然血浆站卖得很不情愿，但理论上确实对加强监督保障安全更加有利。
不过，转制结束并非安全问题一劳永逸地解决。广东佰易旗下的连山血浆站也完成了转制，但却没阻止卫生事故的发生。
一位业内人士承认，掌控采浆站的企业若真有作假的意图，实施起来并不困难：“虽然现在都已是人手一张IC卡，只能每两星期来刷卡一次。但只要多增加一台电脑，把服务器的时间修改过，采浆量就可以翻倍。再或者，同一位献浆员，今天用他的真实姓名，明天用一个留有存档但多年未用的名字，也可以蒙混过关。这些方法行内人都明白。”
不过，他也承认，“政府管理更严格，当然会相对安全，因为这使作弊的风险越来越大。”
他指的显然包括，2007年，卫生部再发文件，明令要求单采血浆站建立3项监管制度和措施，包括单采血浆站要设立监督公示栏，采用视频监视系统，实现采浆过程全程视频监控，还力主逐步建立计算机网络监管平台，实现对所有采供血机构的远程动态监控。
“让阳光照进血浆站的每一个角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