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担心
“我很担心采浆不按严格的程序操作，发生意外情况。”
1979年，单采血浆术由天津中心血站试行，很快就在全国范围被迅速推广。
初期的献浆员来自大专院校，后来开始慢慢向社会征集。各级红十字会和血液中心在媒体上竞相宣传采浆政策、原理以及国内外献浆员的先进事迹。
献浆者很积极。“那时有偿献浆的营养费几乎是一个月的工资，比较有吸引力。”金国栋回忆。
还是这一年，艾滋病病毒在美国潜入人体，但还无人知晓。
彼时的中国正积极地拥抱着新的科学技术。最先是北京、成都、武汉等生物制品研究所都设立了血站，之后由河北扩展到山东、河南，不久中原地区血站也大多具备了采浆功能。
1982年7月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单采血浆经验交流会时，全国已施行了采浆术14万余人次。待到1984年第二次经验交流会时，数字已飙升至56万人次以上。1985年更是达到了80余万人次。“从研究时开始，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异型输血，对每个血浆站都在强调，可谓苦口婆心。”金国栋说，但在80年代初，各家血站依然发生过此类问题，金就曾亲自为血站抢救过献浆员。“疏忽大意。”他说，“异型输血多发生在快下班的时候。曾有一例是女护士急着回家给孩子喂奶，让同事帮她回输最后几袋红细胞，结果搞错了血型。”
于是，各家血站都开始想办法调整规范：有的提出在血浆站内挂上明显大牌子；有的提出在献浆员的帽子上清楚标示。最终的方式是，让献浆员在自己的血袋上签字，回输后自行确认。
1983年，艾滋病病毒感染了第一位中国公民。被感染者是血友病患者，注射了来自美国的血液制品“凝血八因子”。
刚刚改革开放后不久的中国，临床使用的血制品几乎全部依赖国外进口，但渐渐被艾滋病威胁的欧美血制品令中国卫生部门忧虑。
反应不可谓不快。1984年——此时艾滋病病毒尚未被国际医学界正式命名，卫生部、外经贸部、海关总署就已几次联合下发通知，禁止或限制进口血浆、人血白蛋白等血液制品。此时的目标是：将艾滋病御于国门之外。
“献血（浆）是公民的光荣的社会义务，特别是我国有十亿人口，血（浆）必须自给自足。”刘隽湘此间也曾如是呼吁。
国内临床的血制品瞬间短缺，“血浆经济”被快速加热。但那种理想状态下的安全，与被经济利益挟持的现实渐相背离，不安全因素隐现。
1984年，在全国第二次单采术经验交流会上，通过了《单采血浆术规程》，这是我国采浆领域第一部规范性文件。
同一年，刘隽湘等人受卫生部委托对8个省的22个采浆站进行调研。“因为不大放心，刘隽湘也希望到全国去看看血浆站的情况。”金国栋说。
调研结束后，刘隽湘和嵇幼初主编了《血浆单采术手册》。在这本280页的小册子中，编写者对血浆站和献浆员做出细致的规范。
“我很担心采浆不按严格的程序操作，发生意外情况。”金国栋记得刘隽湘回到北京后曾说。
那本手册中写道：“有些站虽然建立较早，但因当时经验不足或条件困难，可能存在某些缺点，也应根据规定的要求加以整顿。”
可惜，这一和缓的措辞，从血浆站诞生之始，就被利益驱动下的操作者忘于脑后。
时间进入到90年代，“血浆经济”遵从利益的逻辑突飞猛进。多个省份开始大规模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和设备，兴建血浆采集站和血液制品企业。在部分地区，“血浆经济”被视为带领农民脱贫致富的第三产业。
暴利时代即将来临，而农民体内温热的血浆正在成为一座取之不竭的富矿，危险的种子也悄然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