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医疗”是以互联网为载体、以信息技术为手段（包括移动通讯技术、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等），与传统医疗健康服务深度融合而形成的一种新型医疗健康服务业态的总称。

“十三五”时期，随着《“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等国家规划的相继落地，“健康中国”建设正式进入实施阶段。积极创新“互联网+医疗”服务模式，探索医疗健康服务新模式、培育发展新业态将成为践行“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支撑。

作为新生事物，“互联网+医疗”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相关主体对“互联网+医疗”的概念理解不统一，已有应用在产业纵深方面还需加强，相关政策法规、标准规范还需完善等都有待于进一步解决。

1国外“互联网+医疗”发展现状

全球新一轮的“互联网+医疗”发展热潮，主要由中美两国共同引领，其中又以美国表现的更为突出。为控制逐年递增的医疗费用，美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推动信息技术在整个医疗领域进行应用，并通过建立整体协调部门、制定专项发展计划、出台配套法律等措施，保障相关应用发展。尤其在《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 of 2010）颁布之后，以服务价值为导向的医疗付费模式成为主流，商业保险、医疗机构、医生都迫切需要通过适当手段降低医疗费用，这也使得“互联网+医疗”成为各方关注的重点领域。在应用方面，美国“互联网+医疗”已基本覆盖医疗服务各个环节，并针对特定病种开展远程诊断服务。美国商业保险公司通过改善药物依赖性，矫正不良生活习惯及减少非必要急诊等方式，已实现对医疗费用的有效控制。根据相关研究结果显示，美国初级保健通过使用“互联网+医疗”应用每年可节约10亿美元，预计到2017年将为整个医疗系统节约300亿美元。

美国“互联网+医疗”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医师自由执业制度”及“发展的商保体系”，更得益于美国相对完善的政策法规体系。在服务行为监管方面，美国通过强化医师注册、确认医患身份等方式确保开展“互联网+医疗”服务医师的资质；在技术应用方面，美国参照医疗设备监管原则，将可穿戴设备与移动终端应用分为三个类别进行管理，尤其对涉及生命安全的设备和应用监管最为严格；在信息安全与隐私保护方面，美国通过出台《健康保险携带和责任法》、《经济与临床健康信息技术法案》等专项法案，规定18类信息为隐私信息，并界定医疗信息电子化的具体操作方式、使用方责任与义务、信息所有人权利等细节，并根据隐私泄露带来危害的程度制定对应的处罚与整改措施；在医疗保险报销方面，美国已有29个州制定了远程医疗法案，联邦和48个州都制定了对应的远程医疗补助计划，为商业保险公司将远程医疗服务纳入报销提供了指导。

2国内“互联网+医疗”发展现状

医疗健康行业发展关乎国计民生，与人民群众健康息息相关。由于工业化、城镇化、人口老龄化，以及疾病谱、生态环境、生活方式不断变化，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面临新的挑战。在宏观政策及技术发展的共同推动之下，我国“互联网+医疗”应用呈现出百花齐放之势。这些应用的开展，对于缓解我国医疗卫生资源分布不均衡，实现优质医疗资源纵向流动，提供实时、便捷、优质的便民惠民服务，改善就医体验和缓解医患矛盾等方面将发挥巨大作用。

国家政策逐步破冰

2016年以来，我国政府出台系列政策法规积极推动“互联网+医疗”的健康发展。国务院陆续出台《关于促进和规范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6〕47号）、《关于促进移动互联网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等“互联网+医疗”相关领域指导意见，文件提出要规范和推动“互联网+医疗”服务，创新“互联网+医疗”服务模式，探索医疗健康服务新模式、培育发展新业态。

同时，国家卫计委、国家发改委、人社部等相关部委纷纷制定配套落地政策，规范和促进“互联网+医疗”的健康发展。2017年4月，国家卫计委发布了《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办法》与《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提出医生执业的区域注册制，即在主要执业机构进行注册，其他执业机构进行备注，并实行电子证照，建立医师执业全过程、动态化和高效能的管理模式，实行注册信息公示制度。明确将“临床检验中心、医学检验中心、病理诊断中心、医学影像诊断中心等”列入医疗机构认定范围，允许在职的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开办诊所等。

同时，各地卫生计生部门也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结合自身情况发展具有特色的“互联网+医疗”应用。以宁波、贵州、四川、银川等地先后制定了针对“互联网+医疗”的建设规范、监督管理办法15与服务定价方案，并将远程医疗纳入医保报销，为国家制定“互联网+医疗”配套政策起到了重要的借鉴作用。

技术基础逐步夯实

技术应用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创新动力。近年来，新技术快速发展，并与医疗服务密切融合。云计算推动诊疗方式由疾病医学向健康医学转变，帮助百姓建立数字健康档案，持续跟踪和了解个人健康状况；物联网设备的应用让可穿戴设备整合到日常物品之中，通过软件支持与后方平台和云端进行数据交互，监测用户生理、环境信息，突破传统医疗健康服务的限制；移动互联网与医疗的结合让医疗卫生机构实现信息即时分享，通过把部分线下就医流程移到线上，让医护人员从行政事务中解放出来，也让患者得到更加方便的就医体验；而健康医疗大数据的应用改变了每一个参与医疗卫生服务的主体，让精准医疗、费用控制、科学决策成为可能……随着人工智能、基因检测、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医疗领域的深入应用，将对我国医疗行业生态与服务模式进行重新定义。

应用模式不断创新

“互联网+医疗”将创新医疗服务模式，重塑医疗健康生态圈。在各级卫生与健康数据中心及集成平台的支撑下，借助“云大物移”等先进技术，居民通过智能可穿戴设备在家中就可通过网络完成健康咨询，并在网上完成预约挂号、远程候诊、诊间支付、报告查询等，改变挂号、缴费、取药排队时间长、就诊时间短的“三长一段”现象；地方政府通过建设分级诊疗平台、区域影像中心、区域检验中心、区域远程中心，提升了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线下连锁药店通过与线上电商合作，实现医药购买的流程再造，打造了医药流通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医生工具类应用帮助医生从繁重的医疗服务中解脱出来；针对保险和行政监管部门的分析决策类应用也正在从在线问诊、PBM、服务全流程信息采集等角度发挥着自己的作用。

“互联网+医疗”在分级诊疗、健康管理、公共卫生、医药流通等方面正逐步发挥重要支撑作用。首先，在分级诊疗领域，我国致力于建立起“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模式。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各地积极开展探索，并已形成了以慢病管理、医联体、诊疗病种、家庭医生签约、医保政策为切入点的多种分级诊疗模式。在“互联网+”的支撑之下，以宜昌为代表的部分地区通过建立区域统一平台，实现了区域内信息的互联互通，优化了区域内的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互联网+”与家庭医生服务的融合，通过搭建智能化慢病管理平台与可穿戴设备，增强了家庭医生的服务能力，提升了百姓在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获得感。

在健康管理领域，“互联网+健康管理”已创新出多种服务新模式。通过建立物联网数据采集平台，居民可通过智能手机、平板电脑、腕表等移动设备或相关应用，全面记录个人运动、生理数据；通过建立健康管理干预辅助平台，签约医生可动态监管用户的健康数据，并通过电话、视频、短信等方式提供远程健康协助，提升百姓健康管理的依从性；通过建立管理大数据分析平台，疾病防控部门可通过分析云端数据，对传染病流行或者突发公共卫生进行预警，对于健康、亚健康人群进行危险因素干预。在“互联网+”的助力之下，我国正大踏步的迈向个性化、精准化健康管理时代。

在医药流通领域，我国正在推行以“两票制”为核心的公立医疗机构医药改革。互联网+与医药流通领域的融合，通过建立基于互联网的新型药品招采平台、构建医疗医药服务闭环、构建基于互联网的药品电子追溯体系等方式，可快速实现药品流通模式的转型升级，促进流通渠道扁平化，缩减成本降低药价，助力医药体系改革的有效落实。

在就医流程优化领域，互联网+有效缓解了就医“三长一短”的现象。借助于移动互联网、移动终端等互联网+应用，患者可通过移动终端可完成包括预约挂号、候诊、检查缴费、报告查阅、药品缴费、医患互动等多个环节，使得院内就诊时间大大缩短；医生可随时通过移动设备了解病人信息，并及时了解病人出院后康复状况；医护团队可以实时共享信息保证紧密合作，降低信息误传的概率；医院可通过审方系统和辅助诊断系统支持医生合理用药和治疗，提升诊疗效果并控制费用，进而大大提升患者在院内的就医体验。

在公共卫生领域，互联网+的应用可以通过记录百姓日常行为、生理数据完善已有的电子健康档案，解决档案记录不全、更新不及时、信息不真实、浏览不畅通等问题；完善、全面的居民电子健康档案，极大地方便了居民的诊疗活动，为业务管理部门制定卫生保健计划提供决策依据。同时，通过深化应用互联网+技术，管理部门可深入监管整个服务环节，全面提升公共卫生监测评估能力。

“互联网+医疗”的纵深发展，不仅优化了现有的医疗卫生体系，还催生出以互联网医院、云医院为代表的医疗卫生发展新业态。互联网医院是在远程医疗B2B2C模式基础上，延伸出的“互联网+医疗”新模式。目前全国共有近40家互联网医院宣布成立17，根据主导方的不同，主要分为地方政府主导的区域平台类、大医院主导的医联体类、第三方主导的资源优化类等三种模式。作为新生模式，互联网医院只有与分级诊疗和控费目标相结合才会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产业整体蓬勃发展

近年来“互联网+医疗”在全球均取得了快速发展，2015年全球数字医疗市场规模达到513亿美元，并且将在未来8年保持25.9%的复合年增长率，其中移动健康市场规模预计在2024年达到2050亿美元。与全球发展一致，中国“互联网+医疗”同样发展迅速，2016年中国“互联网+医疗”市场规模将达到223亿元，医药电商B2C市场达到203亿元，预期市场增速均将维持在40%左右。与高速市场相对应的是始终保持较高热度的资本。根据Rock Health统计显示，2016年全球共有585家数字健康公司被投资，投资总额达79亿美元。同样在中国，2016年前三季度投融资总额为20.8亿美元，投融资交易数为178起。

除投融资以外，“互联网+医疗”自身的商业模式是其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互联网+医疗”在发展过程中也在探索多种盈利模式，目前主要收费对象包括用户、医生、医院、药企、保险等。在我国，“互联网+医疗”长期以来主要的收费对象是患者和药企。2016年，“互联网+医疗”开始将技术作为一种手段寻求与线下服务体系开展合作，并在与医疗保险、商业保险合作方面已取得突破。

3“互联网+医疗”发展面临的问题

“互联网+医疗”作为新生事物仍处在发展的初期，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服务监管问题

服务监管体系主要围绕诊疗行为本身，包括资格认定和行为监管，即谁可以开展线上诊疗服务、线上诊疗服务需要可以针对哪些病症开展、需要遵循怎样的流程规范、以及最终的医疗责任认定，即谁来做、做什么、怎么做和谁负责。目前我国法律法规、管理规范对这些都未进行明确规定。

（1）谁来做：医师多点执业方面

目前，国家推行的医师多点执业确实在各地取得了相应的效果，并有效促进了医生资源的流动。但是，在现行医疗卫生制度之下，医生仍属于医院的“编制人”，多点执业的阻力比较大。伴随分级诊疗的逐步推进，医生跨区域行医、医疗资源的跨地区合理分配，亦是迫在眉睫需解决的问题。现有的国家关于医生多点执业法律法规，在全国各省各地的执业办法各异，医生、多个执业医院、互联网企业所在地、患者可能分别属于全国不同的区域，其医疗行为究竟由哪个地区进行监管并没有明确的规定。

（2）做什么：线上诊疗行为的合法性及诊疗范围

首先，我国对线上诊疗行为的合法性没有明确规定。《执业医师法》明确要求“医师实施医疗、预防、保健措施，签署有关医学证明文件，必须亲自诊查、调查”，这种诊察活动包括了视、触、叩、听等各种活动。在虚拟医院中要“开展实施医疗、预防、保健措施”在法律层面都需要进行明确。

其次，允许开展线上诊疗的范围尚未界定。并非所有的医疗行为都可以通过互联网来解决。美国大部分州要求进行远程医疗主要针对常见病、多发病及慢性病等基础医疗服务，同时根据Medicare关于远程医疗的报销目录也同样可以看到其涉及的部分主要包括院后康复、健康随访、心理治疗、慢病监护等项目。在这一方面我国并未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而是以试点的方式在地方进行探索，目前各地互联网医院开展的网上诊疗服务多为普通常见病、多发病、确诊为慢性疾病的；各类手术后、危重症经规范治疗后，需康复医疗或定期复诊等。

（3）怎么做：管理规范体系

我国对互联网医院的管理方式主要是按照对线下、区域性、实体医院的管理要求和方式进行管理。目前，缺乏针对“互联网+医疗”的管理规范体系：包括医患双方的身份确认、服务相关方诚信体系、服务质量管控与评价及线上诊疗服务操作流程（开展步骤、电子处方流转、病历保存、收费标准等方面）等等。尤其针对开展线上诊疗服务的医疗卫生机构、医生等相关方，亟需出台网上咨询和诊疗标准规范、医生多点执业服务标准、医生网上执业流程规范等标准规范。

（4）谁负责：事故责任认定方面

目前“互联网+医疗”主要服务内容仅停留在就医流程优化和健康咨询范畴，由此导致的医患纠纷进入法律程序的数量较少。随着“互联网+医疗”服务的不断开展，由此也会出现医疗事故责任认定的问题。一旦发生医疗纠纷，则需要明确各参与者的责任边界，在“互联网+医疗”环境中，一个诊疗行为牵涉到至少4个主体：医生、医生的线下执业点（包括第一执业点及“互联网+医疗”依托的执业点）、医生的线上服务平台，药品供应商，这几者之间的关系决定了责任的划分。目前我国还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对责任认定进行规定。

技术保障问题

随着近十年来我国人口健康信息化发展迅速，尤其是卫生信息基础建设、卫生信息标准制定等方面都取得全面的发展。但随着智能穿戴设备、健康医疗移动应用等“互联网+医疗”应用的快速发展，我国配套的技术保障体系也需要进一步提升，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信息标准方面

标准化是保障“互联网+医疗”发展的基础。我国很早就意识到国家层面建设信息标准体系的重要性，并由国家、社会团体出台制定了各类医疗标准。但随着智能穿戴设备、健康医疗移动应用等“互联网+医疗”应用的快速发展，目前已有的标准已经不能满足要求，需要从数据元、数据集、共享文档功能、信息存储与传输标准、数据交互规范等等方面制定“互联网+医疗”相关的信息标准。

（2）互联互通方面

医疗信息的互联互通是现阶段人口健康信息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更是实现“互联网+医疗”服务价值最大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当前，我国公立医院、尤其是大型三甲医院的医疗数据开放程度相对较低。患者数据在不同的医疗机构中无法实现无缝衔接，无法实现电子病历、医学影像、健康档案、检验报告等医疗信息互通共享。因此，亟需出台医院与第三方平台间信息交换标准、医疗信息交互规范，并通过落实相关标准，推进基于区域平台的信息互联互通与业务协同。

（3）产品质量方面

“互联网+医疗”的兴起伴随着新技术及新型产品的开发，从产品类型可以分为软件类产品和硬件类产品，前者主要指各类移动终端应用软件，以手机App为主；后者主要指各类智能设备，包括小型家用检测设备和可穿戴设备。由于缺乏对互联网技术下的新型医疗相关软硬件产品的明确定义，使得针对相关产品的监管还有待完善。尤其是针对部分涉及诊疗服务的应用，相关监管的缺乏会影响对应医疗服务的科学性和严谨性，增加其发生责任事故的风险。

保险支付问题

目前，“互联网+医疗”服务依然未能纳入医保报销体系，虽然部分地区开展了试点，但国家层面出于医保费用控制考虑依然没有将其纳入报销范畴。这主要源于两方面问题：

（1）服务定价方面

以远程医疗为例，目前我国远程医疗服务有两种定价办法，一种是B2B模式，此类模式主要针对偏远地区的疑难杂症、急症和大病，会诊的费用很高；另一种是B2B2C模式，此类服务价格尚未明晰，大部分应用采取线上线下等价或稍微提价的方式。但是，在我国现行服务模式之下，医疗服务的价格无法通过会诊费用进行体现，相比于线下服务，无论哪一种服务都无法在服务价格上取得优势，更加无法实现患者就医需求与机构应用需求的平衡。

（2）费用支付方面

我国医保目前整体运营压力较大，贸然将“互联网+医疗”服务纳入医保报销范围，将加大医保运营压力。同时，我国医保还处于省级统筹状态，各地医保的保障范围、报销比例、技术接口差异较大。除此之外，我国城镇职工在保障和筹资上都与城镇居民、新农合相差较大，要合并统一保障程度，在全国范围内制定统一报销标准仍有很大挑战。

信息安全问题

“互联网+医疗”的兴起之后，随着我国的医疗服务模式从院内向院外延伸，健康医疗信息的流通已成为必然。但是，我国目前尚未出台统一的保护隐私信息的法律法规，哪些信息属于隐私的范畴，哪些信息属于可公开的范畴都没有明确具体的界定，同时对于侵犯隐私的惩罚机制没有具体规定。在现有医疗服务模式之下，医生与患者是面对面进行交流、诊断，患者与医务人员之间进行接触，不存在第三方介入，患者个人信息公开程度不高，但患者的个人隐私得到了较好的保障。而在医疗信息逐渐向互联网开放的过程中，医疗服务可能涉及到第三方技术支持公司、网络运营商等新的参与主体，在信息安全保护制度和技术规范不完善的情况下，电子化的健康医疗数据安全和百姓个人隐私都面临重大的挑战。这也是得信息持有者出于安全考虑，无法进行数据共享。

产业发展问题

虽然从行业投资规模角度看，互联网医疗投资规模的再创新高又一次印证了医疗作为社会的刚性需求所承载的商业价值是巨大的。但是，受多方因素影响，能够与核心的诊疗业务进行深度融合的应用还比较少。多数应用的商业模式还处在探索阶段，尚无法实现完全独立运营并实现盈利。此外，由于行业仍处于发展初期，百姓、医生、医院、政府、企业等相关方的参与形式与分工责任也尚不明晰，各方共同合作推进行业发展的合作机制还有待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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