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 转制之艰与新生之惑
2006年，国家层面终下决心。当年4月，卫生部等九部门共同下发《关于单采血浆站转制的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要求县级卫生部门与下属单采血浆站脱钩，将血浆站转到血液制品企业门下。
这被业内称为釜底抽薪之举，地方政府的监管角色被乐观期待为能摆脱利益的纠葛而真正回归。
这还是一场利益格局的重新洗牌，“一场转制就是一场战争。”在尘埃落定一年之后，贵州省惠水县卫生局局长李东风依然感慨良深。
《方案》为转制设下最后期限：2006年12月31日。但各地在操作上多有延迟，但最迟2007年底，单采血浆站依附政府的时代结束了。
谈判
最终历经九轮21次谈判，“双方咬得很死，但又面带微笑”。
李东风并不想卖，转制之前，血浆站的部分利润会直接用于卫生系统。他将血浆站比作投入过多心血的孩子——特别是这个孩子还能带来不菲的收入。但“没有商量余地，《方案》的要求一刀切死。”惠水县分管卫生系统的副县长杨凤玲说。
按照《方案》要求，采血浆站向血液制品生产企业实行有偿转让。惠水血浆站为此专门请贵阳一家评估公司对资产进行了整体评估，接着便是与购买者河南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在谈判桌上的交火。
2007年间，最终历经九轮21次谈判。“双方咬得很死，但又面带微笑。”李东风说。
卫生局首先开价3000万。“这是战略，要为日后的退让留好空间。”杨凤玲说，“这3000万是在资产评估的基础上，加入了未来30年土地可能的升值，以及血浆站可能利润。”
3000万，大大超出了华兰的预计。来惠水赴战之前，华兰一马平川已收入邻近5家，仅花了1800万。
这是场不对等的较量。按照《方案》规定，一家血浆站只能被指定好的企业“一对一”接收，超时未完成转制的，其《单采血浆许可证》将被注销。这条规定强制各家血浆站快速完成转制，但也大大压低了血浆站的谈判空间。惠水县所属的贵州省黔南州六个血浆站都被指定给华兰公司。
华兰给出1100万的价码。这已经远高于其他血站，2006年正是惠水血浆站的巅峰状态，当年的采浆量比任何两家的总和还多，近80万吨的采浆量，在全国都名列前茅。
“看着华兰一路收购过来，感觉前面几家都是被蒙着走，可能因为没经验，也可能是对国有资产不上心，没怎么谈就卖掉了。”杨凤玲说。
惠水谈判桌上的交锋越来越多。“没有进展的时候，双方也会给彼此找个台阶。”毕竟没有谁希望谈崩掉。2007年4月30日，最后期限到了，还在僵持。“华兰的董事长看上去瘦了上十斤。”李东风觉得。第二天，终以惠水咬定的1800万成交——这相当于其他5个血浆站价格的总和。
杨凤玲将其视为惠水的胜利。但作为分管卫生的领导，失落难免，“好在税收企业无法带走”，但已然不再属于他治下的卫生系统。
流动
专业人员流动太大，这已成为全国血浆站转制过程中必然经历的隘口。
血浆站的职工也在左右权衡：离开，还是留下。
在他们看来，只有继续拥有政府内的事业编制才算安全，“再大的公司若出了问题，说倒就倒。”有员工说。
转制尘埃落定后的2007年10月，除了陈昌建和一位会计，原来编制内的老职工都走了。他们宁愿放弃血浆站每月多出的一千多元奖金。
改制后，被称为陈总的陈昌建重新招了护士20名，但“业务把关的人还是不太好找，有医师执照的更青睐县医院或县疾控中心”。
按照国家规定，血浆站的检验医生中获得中级职称的至少要在30%以上。“我们还达不到。”他坦陈，现在的业务骨干中一些是退休人员，另一些是他从县卫生局借的。为了安定人心，陈昌建为职工增加了工伤保险和医疗保险，每月的缴纳基数提高了近100元。但今年9月份，又有一人选择了离开。
专业人员流动太大，这已成为全国血浆站转制过程中必然经历的隘口。
不过，也有人更看重血浆站。那些在县医院工资为450元的临时工在这里可以收入1500元，还不用再上夜班，但他们的专业技能欠缺。
2006年，广东佰易药品有限公司生产的血液制品被查出携带丙肝病毒，病源调查一直追踪到转制后划归佰易药业的连山血浆站。当时一位连山县医院的工作人员说，血浆站的正式职工调回县医院，留在站里工作的基本上是临时工，大多没有经过专业培训，更谈不上具体的操作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