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享我家”大厦1008室门口挂的公司招牌为“上海尔云”。

客服人员先后拿出了两张不同抬头的名片，签合同的公司又是另外一家。

一名接待人员拿出“丰恒大客户经理林围伟”名片，解释说，尔云和卫山都是丰恒的子公司，三个公司有所分工：丰恒负责实验，尔云负责数据分析，卫山负责发稿，协议一般与卫山签，如果要和丰恒签也可以，“没什么区别”。

由上海闵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显示，上海丰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2014年1月16日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臧卫东，注册资本300万元，从事生物、化工、医药、环保等技术咨询、转让等服务。

上海卫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2015年4月22日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沈玉林，注册资本50万元，从事信息科技、生物信息数据分析领域内的技术开发、咨询、服务、转让，还有实验仪器、试剂耗材等销售。

上海尔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网站显示，上海尔云注册于上海紫竹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有员工100余人，硕士及以上学历占60%以上。国家企业公示信息系统显示，上海尔云拥有尔云癌症驱动基因预测软件等24项专利。

上海尔云的网站显示，“丰恒大客户经理林围伟”同时也是上海尔云的业务顾问。

公开信息显示，上海丰恒的股东臧卫东和王立山曾投资上海卫山和上海尔云，但2015年6月从这两家公司中撤出。

“我们老板就是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博士，我们和上海交通大学也有合作，做一些实验，因为有些实验仪器很贵”，工作人员向南都记者介绍，目前公司大概有百余人，除与客户对接的销售员外，其他大部分都是硕士、博士等高材生，有的自己发表过多篇论文，专门做论文修改、润色、把关等工作。

合同影响因子1-2论文6.6万，版面费另算

上海丰恒工作人员拿出的合同文本显示，签订协议的由头是双方共同开发以论文为主题的项目，乙方协助甲方将研究成果发表在影响因子为0-1的期刊上，签订合同后甲方立即支付预付款，乙方收款后启动项目研发，帮助甲方完成科研成果转化并交付后，甲方打尾款。

合同注明，完成交付一般是投稿收到电子邮件形式的杂志接受函，或在网上系统查询论文是否被SCI期刊接受。约定的开发周期为18个月。

“我们签的是包发表的合同”，工作人员还向南都记者强调。合同上的确也有一条相应的条款注明，乙方由于客观原因未完成所承担的服务内容，双方经过友好协商可以适当延长合同；如甲方确认不再继续合作，乙方需向甲方退还已付款项。

另外还有专门的保密条款，规定乙方有义务为甲方提供任何资料，包括但不限于科研成果原始资料、数据、科研设计、分析结果等，甲方有义务对乙方的技术方法和步骤进行保密。

工作人员介绍，收费按影响因子来，发表在影响因子0-1的杂志上，“一条龙”（包括撰写、翻译、润色、代投、修改）服务一篇论文4.4万元，如要发在影响因子1-2的杂志上，一篇则要6.6万。如果自己提供数据，经技术人员评估可用的话，费用可以减半。

SCI影响因子是国际通行的期刊评价指标，以显示期刊的影响力、学术水平和论文质量等。当前国内医生晋升离不开论文，一些地方还明确规定了论文需要达到的篇数及影响因子，还有医院以影响因子来对医生进行奖励，比如发表论文的影响因子每1分奖励1万元。

“要求不高的话，一般都签0-1分，我们会先投2分左右的杂志，试几本，如果很急的话，会投接受比较快的”，工作人员介绍，论文很少“一投即中”，可能要投几次，还需要一改、二改，来回好几轮，所以18个月是指接受函，而不是正式刊发。

她打开工作平台，显示部分已经见刊的合作项目，投稿日期从2013年到2016年，大部分客户都要求影响因子在1分左右，有的要求润色、有的要求加急，“你看这个发了影响因子2.4的杂志，费用大概4.5万元，他是自己有数据的”。

工作人员强调，这个费用不包括论文发表时的版面费，因为版面费是付给杂志的，每个杂志不同，贵的可能要2-3万。

另外，如果不开发票的话，价格可适当优惠，如需开发票，可以开技术服务费、数据分析费、测试费等，“也可以少开一点，能报多少开多少”。

一名在论文发表行业工作的编辑告诉南都记者，SCI当中有一些影响因子较低的杂志审核较松，在商业利益驱使下放弃质量控制，给“功利性”论文发表开绿灯。地下的第三方中介机构正是利用了这些期刊的这些特点。之所以期刊可以签“包发表”的合同，也是处于这个原因。即使是某篇文章实在发不掉，也能保障绝大部分的投稿文章都可以过关，这样就可以保证第三方中介机构有利润可图。

内幕为了发论文，这家“第三方”还有实验室

客户经理介绍，要发影响因子更高的杂志，就需要做实验来验证研究发现，所以公司后来组建了自己的实验室，也依托和高校的合作来做实验。

南都记者走进了该公司设在园区另一侧一栋办公楼内的实验室，员工看上去比较年轻。据介绍，实验室承接的项目较多，可以做分子细胞、动物、病理等不同实验，实验人员都是专职的，“有的项目一签就两年，兼职的话老是要倒手不好做”。

公司的实验室。

客户经理称，目前接的实验项目有的一单几十万，一般对方都是申请到了国家课题，但工作忙没时间做实验，单位也没有实验条件，就交由他们来完成。一般客户都不参与，以免影响实验结果，最后不好认定，费用可以根据项目需要开劳务费、耗材费等。

交谈中，客户经理主动谈起此前发生的撤稿事件。感慨公司刚成立之初业务较多，近年来要求严了，一半是老客户或朋友介绍过来的，一半是新客户，大部分是医生，“也有人怕出事，宁可辛苦点自己写”。

一些长期合作的老客户已经对他们比较信任，只要说一声要什么文章什么研究结果，“半年不找我们，等我找他的时候，他说‘哦，论文好了’？”

“怕就怕有些公司数据造假，我们所有的原始数据都有来源，真实性有保障”，该客户经理表示，他们的写作、发稿过程都按规矩做，数据都有迹可循，而且有专人审核、查重，即使被发现代写，当事人一般不会愿意承认，而且所有写论文、发论文的记录都会给当事人，“等于我们代写方是可以不存在的”。

探讨

恶迹斑班的“第三方”，为何越点名越做大？

为什么第三方机构恶迹斑斑，但却不受管制，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点名之后仍然不收敛，继续从事灰色产业，甚至做大做强？

常青藤编辑创始人张科宏博士表示，对于第三方机构应该严打，可以考虑以欺诈罪来定刑。

长期关注论文中介的监管问题的安徽农业大学法学教授胡志斌说，从法律上看，现行科技立法对代写、代发论文行为规制的抽象性，使得该行为合法性的鉴别变得模糊，责任追究也因此难以把握。

即便认定其代写、代发论文是科技违法行为，科技行政主管部门或教育主管部门也只能依法追究科研人员的责任，而无法制裁中介机构，因为他们不是科研人员，而是商业公司，“依法不属于科技法律调整的行为主体，而其行为的隐蔽性也给执法监管带来难度”。这是第三方机构逍遥法外的原因之一。

一名在正规论文编辑机构从事的工作人员也对南都记者说，在第三方中介买卖论文的过程中，其实也没有明显的受害者，即使是有受害者也很难认定。这也为第三方提供了滋生的环境。

“目前对这些第三方机构没有任何办法管理”，2015年曾参与英国现代生物出版集团撤稿事件调研的中国科协科技工作者道德与权益专委会委员王乃彦院士接受采访时说。

王乃彦曾随中国科协去国家工商总局调研，得到答复：只管理企业的注册，不法经营归公安部门管理。中国科协又与国家网络信息管理办公室联系，得到答复：提供确切的网络信息违法依据，可以将网站关闭，但取证并不容易。

南都记者也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监督委员会主任陈宜瑜反映了上海丰恒继续倒卖论文的情况。陈宜瑜告诉南都记者，“从国家基金委角度，我们没有办法对中介机构来进行处罚，只能向上报告有这种情况”。

“中介机构涉及面很宽，涉及到注册、经营范围、还有经营当中的规则，这些都要深入研究一下，目前对第三方中介机构的边界还没有很清晰界定”，陈宜瑜说，国家基金委也意识到这个问题需要解决，“国家正在考虑这个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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