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卫生部去年底公布的数字，中国男同性恋者的艾滋病感染率约达1.35％。这一数字要比“男女性接触”的感染率高出将近二十倍。而据我国在同性恋人群中进行艾滋病干预的第一人，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性健康中心教授张北川的个人调查发现，中国男男性接触者中，1998年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为2.5％，这一数字在2001年已上升至5.4％。
浙江省卫生厅曾在两年前与美国霍华德健康中心合作开展对于男同性恋者的健康干预工作，在这段时间里，杭州市仅有200名左右的男同性恋者前来接受免费的健康检测。在这些人的检测中发现，HIV的阳性率达3％，而普通人中这个数字几乎为零。
省卫生厅的一位官员表示，由于社会传统观念的约束和舆论的压力，80％以上的男同性恋者最终会选择一个异性结婚，组成家庭。结婚以后，并没有减少他们和同性间的性行为，而他们的配偶大多数对此一无所知。一旦他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便会由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扩散，影响他的妻子和下一代。因此，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以科学务实的态度来对待高危人群并且对他们进行预防艾滋病的有效干预，这是中国政府的理性选择。
一位同性恋者的自白
在哈尔滨、沈阳、大连、青岛、南京，西安，北京、成都、重庆、武汉等20多个城市陆续都有了各种形式的“同志工作组”以后，上周末，浙江省首个由同性恋志愿者组成的民间组织———浙江同志爱心工作组也在杭州成立。20人的成员班子，再加100多名志愿者，今后该组织将主要在杭州、宁波、嘉兴三地协助卫生部门在同性恋者中进行艾滋病的防治干预，并设立了“同志健康情感热线”，向同性恋人群宣传预防艾滋病性病知识，对有自杀倾向的同性恋者作一些疏导，减少自杀事件的发生。接听电话者中不乏从事性病治疗的医护专家和法律界人士。
通过该工作组，记者联系上一位愿意袒露心声的男同性恋者。
23岁的石头（化名）像那些最时尚的年轻人一样，在家里办起了自己的工作室，做了SOHO一族，艺术系毕业的他学以致用，从事广告设计工作。不过他也有自己的烦恼，因为他是一个同性恋者，小的时候他常会为自己的“不正常心态”而恐慌，甚至每天早上起来都要煽自己一个耳光。现在，他已接受这个事实，在“圈里人”中也小有名气，但出了这个“圈”，歧视和异样的眼光总让这个年轻人觉得抬不起头来。“高中时，男生有女朋友也蛮正常的，但我从来就不喜欢女孩子。到杭州来读大学，我遇上了一个特别特别喜欢的男生，上课一定要跟他坐一起，画画时也喜欢把画架支在他的旁边，无论出去玩还是在学校里，我们都是出双入对，对他的爱我已不可自拔。但那时候我们都还比较纯，没有发生过关系。
后来因为一些矛盾我们分手了，就在这个时候我开始频繁地上杭州的同性恋网站，这才知道同性恋之间还有个‘圈子’，仅网站上每天就有三四百人同时在线聊天、发帖子。大三时，通过网络我认识了第二个BF（男朋友），他也是杭州一个大学的学生。认识一周后他便提出要跟我发生性关系，我答应了，但是没有采取任何安全措施。后来我从网站的‘健康教育’版块上了解到这样非常容易感染艾滋病，所以之后都在我的强烈要求下用安全套了。
这样的关系维持得不长，半年后我得知他另外还有两个BF，所以我们也分开了。到了大四我在酒吧里认识了第三个BF，他特别照顾我，尤其是看到生面孔会特别活跃，所以我们很合得来，没几天就发生关系了，不过我们的情侣关系也仅仅保持了一个月。从认识到第一次发生关系，其实男性之间比男女之间来得更容易，频率也更高。
男“同志”成为艾滋病干预的重点人群
由于人群基数较大，又经常伴有高危的性行为，男同性恋人群已经成为中国艾滋病流行和下一步施行行为干预的重点人群。
近日，卫生部印发了《高危行为干预工作指导方案(试行)》，其中一大变化是首次提出“可鼓励和支持同伴教育者在同性恋人群较为集中的场所，以同伴教育方式开展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此举被视为肯定了同性恋志愿者在防艾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7月22日，世界卫生组织驻中国代表处赵鹏飞教授宣称，2005年内要在同性恋人群较多的湖南建立长沙、衡阳两个试点进行同性恋艾滋病干预，届时疾控部门要主动为同性恋者提供专门的活动场所，世卫组织将派专家提供技术指导。
8月11日，北京爱知行研究所召开了一次同志健康政策咨询会议，探讨政府、非政府组织以及男男性行为（MSM）人群自发形成的组织间合作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机制以及方法；探讨政府财政拨款支持民间男男性行为人群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拨款机制和政务公开等问题。
9月新学期开学，复旦大学也将首次在本科生中开设一门名为《同性恋研究》的课程，内容包括社会性别与同性恋、同性恋的跨文化比较等。目前规定的选课人数已经全部报满。该校两年前就为研究生开设了《同性恋健康社会科学》这门课程，这在中国高校中还是史无前例的。
而刚成立的浙江同志爱心工作组也在成立当天举办了第一次民间活动，邀请国内著名同性恋研究者张北川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