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金德垄是她的主治医生。谈及傅红事件，这位说话慢悠悠的金大夫语气很重、很急促地表达了他对一些媒体报道的异议。他介绍，那时，傅红已经瘦成了一把骨头，到了癌症晚期，生命以分计。长期卧床和疼痛，使她经常发出尖利的惨叫，经常无端地发脾气。没几天，就出院了。家里人也都做好了准备，等待最后的时刻。11月18日，金德垄还带人去傅家家访了一次，傅红见到金大夫很高兴。金德垄说，傅红家的情况只需用四个字形容就够了———家徒四壁。在与傅红父母交谈的过程中，金德垄能感到这两位憔悴的老人对生活的绝望和无奈，他还慢声细语地劝了半天。没想到一周后，就出现了这样的惨事。
　　
　　12月22日，记者拨通了傅红家的电话。傅红的母亲在电话里哭诉了事情的经过：“从北京回来后，老傅就有点不对头，连续失眠六个晚上，看人的眼光是直直的，有时盯着窗外一看就是好半天。两个孩子在家里，都要我们管，我好多天没睡一个完整的觉了，傅红那里一刻也离不了，接屎接尿，喂水喂饭，闲不下来。25号那天，是他开饷的日子，他领了退休工资回到家，说是累坏了，歇了好半天。我实在困得不行了，就倒在床上睡着了，我真不该睡呀，不然不会出这事的，等我听到傅红的叫声，跑过去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老傅乱碰乱撞要自杀，说活不下去了。我一边拦他，一边叫邻居报警。”
　　
　　“老傅最疼的就是二丫头了，当成自己的命。为了给她治病，家里已经花了快10万块钱了，我是胃癌，做了手术没多久，要不是还有大女儿需要照顾，我真的不想活了。报纸上说老傅是喝了酒以后干的，他那天没喝酒，家里没一点酒味。以前我不知道啥是艾滋病，女儿得了这病后才知道，可是大夫说已经转成肿瘤了，看孩子病成那样子，我们恨不得能替了她的痛，天地良心，怎么会歧视她呢？”傅红的妈妈还说，她怀疑傅善友是精神方面出了问题，经过申请，可能是在12月25日作精神病的鉴定。
　　
　　傅善友杀女儿肯定已经构成犯罪———如果经鉴定他没有精神疾病的话。但是，从对傅善友杀人动机的报道来看，有些媒体的确有些草率、过于简单。
　　
　　隋雪英护士直言不讳地谈了她对这个事件的看法，从她亲眼看到的傅家父女情感，一些媒体简单把事件的起因归结于因遭受歧视而打死了女儿，过于片面了。“如果真像媒体上报道的那样，因为女儿得了艾滋病，傅善友就把她杀了，那她为什么在北京这样体贴入微地伺候傅红呢？傅红是什么病，父母早就知道。其实，事情起因后果远非那么直接。我们想一想，大女儿得的是精神疾病，二女儿又患了肿瘤这样的不治之症，家里就这两个孩子，作为父母的心情可想而知。傅红在我们这里就下了几次病危通知，由抱着一丝希望去治疗，到最后财力衰竭，走向绝望、崩溃，这是一个很复杂、很漫长、很痛苦的过程。这是一起因为贫病交加而绝望导致的流血事件。如果非要往艾滋病上靠，我们就觉得牵强。”
　　
　　谈及媒体应当如何报道艾滋病的问题，金德垄大夫直言不讳：“媒体确实应当反思，包括贵阳的那个艾滋女结婚的报道。对那个女青年采取跟踪追击、围追堵截、狂轰滥炸的追明星的方法，把她的痛苦反复把玩，这能叫关爱吗？这一次，又把大连这个女孩子这样炒作，这种报道太主观、太片面了，这会给读者造成误导的，会造成恐慌的。我看现在有的媒体报道艾滋病的出发点，主要是满足一些人的猎奇心理。”
　　
　　隋雪英说：“我在爱心家园工作了6年，每年12月1日，都有记者来我们这里采访。可是每年提的问题都不外乎：你怕不怕？你是怎样说服爱人同意的？而且都对患者的感染渠道很感兴趣。每年都是这几个问题，我都有点烦了。其实，对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最主要的是要有一颗平常心，他们最需要的不是可怜，而是能像对待其他人一样来对待他们就行了。要知道，在目前的医疗条件下，艾滋病是无法治愈的，但是可以预防、可以控制，宣传教育是最好的疫苗，我们在宣传的时候，应该讲艺术性，更应该讲人文关怀，千万别再听风就是雨，盲目炒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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