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医史学家认为，梅毒在我国至少存在千年以上。主要依据是唐代的医学家及医学著作家孙思邈(581～682年)在《千金翼方》中提到的妒精疮。该种疾病列在杂病的名录之下。在《阴病篇》一章中论述道：“丈夫在阴头下，女人在玉门内，似疳疮作臼，蚀之大痛”。定义比较简单，将它认作是单纯男女性器官的疾病。应该指出，孙思邈所称之为“妒精疮”的疾病，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梅毒”，实际是现今较为常见的软下疳(也是一种经典性性病)。它的发病症状和感染部位，与一期梅毒大同小异，且常常是与之合并感染的。软下疳的病原体是杜克雷嗜血杆菌，和梅毒的病原体梅毒螺旋体是有显著区别的，治疗上也远没有梅毒复杂。同时，流传的医书中所著甚少，正说明中国历史上梅毒流传不多。
医史学家们经过研究和考证后认为，梅毒在欧亚大陆的历史上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真正意义的梅毒来自于美洲大陆。著名的航海家哥伦布在航海上的业绩是人人知晓的，但同时，至少有两种恶绩是一般人所不知的，这就是现在流行于全世界的吸烟与梅毒。1492年，当哥伦布的船队驶向美洲新大陆的时候，当地土著人群中，梅毒流行正凶，烟草也抽得正酣。1493年，哥伦布率船队胜利返航，得意洋洋的水手们在向欧洲展示他们所从未见过的烟草时，同时也把梅毒悄悄地馈赠给欧洲。于是，梅毒便在西班牙和法国两国的港口城市首先流行开来，几年之间，便蔓延到整个欧洲。
医史学家们认为，亚洲国家的梅毒传播，源头便是欧洲的流行。这大约是在15世纪的末几年。欧洲商船队先是把梅毒带进了印度，然后，祸水东渐，经数年之过程，在我国广东登陆。
李时珍(1518～1593)是我国明代杰出的医药学家。他在《本草纲目》第18卷中认为，梅毒在我国的流行次序是“自南而北，遍及海宇”。“南来”的梅毒对近世影响颇深。他说，杨梅疮“古方不载，亦无病者”，“近时(《本草纲目》1552年始修，1578年完稿)起于岭南(泛指广州地区)，传及四方”，“风土卑炎，岚瘴熏蒸，饮淡辛热，男女淫猥，湿热之邪积蓄既深，发为毒疮”，“互相传染”，皆“淫邪之人病之”。李时珍把梅毒的流行病学特点，传播途径，临床表现，易感人群等，定义得十分准确。他认定，梅毒一定是行为不端者所独有的传染病。当然，他不可能像西医学那样，在显微镜下发现致病菌梅毒螺旋体，然而，这已经是那个时候对梅毒最为精辟的描写了。这番论述，和现代关于梅毒流行病学研究基本合拍。
现今梅毒的传播，已不像400年前那样，从欧洲传至亚洲须4～5年的时间，而是在几小时之间，便可由旅游者把病菌从地球的这一头，迅速带到地球的另外一头。
梅毒本世纪在世界范围内的发病情况，在青霉素发明以前，一直未能得到较好的治疗和控制。作为过去和现在治疗的首选王牌药物，青霉素可谓是梅毒的克星。由于它的广泛使用，在50～7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梅毒的发病率与死亡率均呈下降趋势；在80年代以来性病流行趋势猛增的情况下，梅毒也只排在第四五位。世界超级瘟疫艾滋病的诞生，更冲淡了人们对梅毒的重视程度。应当指出，青霉素对梅毒的特效治疗，绝对难以抵挡不良生活方式(如卖淫、嫖娼和性乱)对这头恶兽的纵容。
谈到关于梅毒的论著，不能不提到明人陈司成在1623年(天启三年)所著的《霉疮秘录》。尽管它只有一卷本，但它是我国及世界第一部完整论述梅毒的专著。陈司成曾在福建、广东一带行医，目睹内外豪商阔客在商埠口岸等大城市嫖娼宿妓等恶习，而许多患者“形损骨销，口鼻俱废”的惨况更使他触目惊心。他深切地认识到该病“传染妻孥”的危害后果，乃“发继先父遗书”，“检索各家秘授”，并积20余年临床治疗之经验，写成此书。书中指出，本病主要通过性交传染，因“狎邪青楼”即嫖娼宿妓而染。该书又说：“迩来世薄人妄，沉匿花柳者众”，一旦沾染有“毒”妓女，淫火交炽，“毒气乘虚而袭”，致使染病。最后“或传于妻妾，或传于姣童”。你看，几句话概括了整个传染病病史。文中也谈到无辜感染者的问题：有的人并未娼淫，却亦得此病，乃是因为梅毒“或中患者毒气，薰蒸而成”(非性接触感染)；“或祖及父(母)遗毒相传”(隔代遗传和先天梅毒)；还说该症不只是交媾相传，“禀薄”(免疫能力低下)之人，“或入厕(座便)，或与患者接触，偶中毒气，或即病，或不即病，而惨痛周身，或不作痛而传于内室，或内室无恙而移患于子女甥孙者”，等等。
陈司成在该书中还独创性地研究出许多治疗梅毒的方剂。例如他用天干命名的“十大化毒丸”，主药使用牛黄、鹿角、琥珀、雄黄、朱砂、穿山甲等，并较多地使用了含砷含汞的药物(现代已经废用)，大剂量(15丸)空腹服用。这曾使当时的医学界目瞪口呆，即或对今天的临床治疗，也具有很大的启迪作用。书中方剂中所运用的主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