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前，一位普通的传染病医生，发现并披露了中原地区艾滋病暴发流行的实情；5年里，他先后近20次深入艾滋病疫区寻找和救治无助的艾滋病毒感染者……他从不认为发现中国艾滋村是一件在技术上有多么困难的事。他说，真正的“困难”在于现在很多医生不愿意到农村去，他去了，就这样碰上了。
2004年5月10日，湖北武昌东湖之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午后的阳光透过走廊的玻璃，直射在桂希恩教授的办公室。门上挂着的“传染科主任办公室”的牌子在阳光下显得格外明亮、安静……来往的人们可能想不到，桂希恩教授就是从这里起步，无声地做着令世人叹服的艾滋病防治工作。
■教授流泪了
1999年夏天，一位来自河南上蔡县的医学生告诉桂希恩，村里很多人得了一种“怪病”，发烧、拉肚子，怎么也治不好，还有一些人因为染上了“怪病”而相继死亡。多年养成的职业敏感驱使桂希恩要去实地“看一看”。
“难道是它来了？”看了几例“怪病”后，桂希恩大吃一惊！他想到了1981年他在美国进修学习时，他的美国老师曾给他讲授过当年发现的一种人类新型传染病——艾滋病。当时人们认为该病是通过同性恋性行为来传播的，桂希恩记得自己还很自信地对老师说：“在我的有生之年，中国不会有这种传染病，因为中国的传统道德与西方不同。”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他在河南上蔡县文楼村抽了5个人的血样带回武汉，结果发现其中两人为艾滋病毒感染者。几天后，他再次北上，这次抽了20个文楼村民的血样，结果发现10人为艾滋病毒感染者。
一周后，他第三次来到文楼村，把抽血的范围扩大到了50多人，这一次，他不仅发现了更多的艾滋病毒感染者，而且在其中还发现了儿童的身影。当进一步了解到，那些成人艾滋病毒感染者因为贫困都有过卖血的经历时，这位曾获得过全国“白求恩奖章”称号的专家忍不住流泪了……
桂希恩教授从来不认为发现中国艾滋村是一件在技术上有多困难的事。他说，真正的“困难”在于现在很多有专业知识的医生不愿意到农村去，他去了，就这样碰上了。
■“地下工作”四年有余
2004年2月27日上午，桂希恩收到文楼村6组艾滋病毒感染者程金（化名）的来信。在信中，这位患者朋友兴奋地告诉他：“2003年12月19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卫生部长吴仪在我家坐了半个多小时……我们村现在敞开了，什么人都可以来。4月1日后外国记者也可以进村了。您也可以大大方方地来，给我们做些指导工作，告诉我们以后该怎么办……” 看了这封信，桂教授心里暖暖的。谁会想到，5年前，为了摸清疫情，他不得不像一名“地下工作者”在上蔡县“东躲西藏”。
因为桂希恩通过有限的渠道向外界公开了文楼村的情况，当地政府认为桂希恩破坏了上蔡县的形象，影响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他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每次到文楼村都会受到百般阻拦。
